作者：王偉芳(台灣金融研訓院專案企劃)

「全球競合」的年代

半個世紀以來，台灣經濟走過「無中生有」的年代，在困境中經歷「挑戰顛峰」的年代，博得經濟奇蹟的舉世讚譽。在這段歲月裡，金融業在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中，扮演何種角色、發揮何種功能、作出何種貢獻？「全球競合」的年代，台灣的金融業又將如何面臨不同的挑戰？讓我們一起走過台灣金融發展的這段精彩歷史，並在回顧的同時，探索台灣金融業的大未來。

無中生有的年代（1949~1960）

二次大戰的隆隆炮火，讓台灣飽受摧殘。1945年，戰爭終於落幕，但是人民還來不及喘息，經濟災難就席捲而來。戰後的重建無度，國民政府趕印鈔票的結果，惡性通貨膨脹就像脫疆野馬，一發不可收拾。為了解決通貨膨脹的困境，政府以十足準備發行新的幣制、嚴格管制外匯、開辦優利存款等多管齊下的努力，配合美援的適時挹注，亂象方告舒緩。

當時，由於財政困難，有限的資金受到嚴格的管制，銀行放款也必須經過層層審核。等到物價慢慢穩定之後，金融政策的重心也從對抗通貨膨脹，轉變為如何累積資本，支應經濟發展需要的龐大資金。除了省屬六行庫外，連同1949年由大陸遷台的中央信託局，加上基層八家合會儲蓄公司、54家信用合作社，以及89家農會信用部。這便構成當時台灣主要的金融版圖。

光復初期，台灣還是農業社會，要穩定經濟，就必須先發展農業。1949年，由農復會領軍，展開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措施，幫助農民取得耕地，同時運用美援建設農村，改良農業技術。而早年的土地銀行、合作金庫、信用合作社、農會等機構負責農業金融的疏通，在農業經濟的發展中，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。

台灣經濟發展的初期，許多生活必需品都仰賴進口，貿易入超的情形非常嚴重，因此必須推動進口替代工業。在當時幾位重要的財經舵手中，尹仲容尤其是核心的決策者。公營的中信局原本負責執行政府採購，發展對外貿易，在尹仲容兼任中信局局長時，中信局又多了一項任務，負責將美援物資和資金輸往重點工業，後來還兼辦起各種金融業務。相較於今日的金控公司，當時的中信局絲毫不遜色，可謂是台灣最早具有金控公司架構的金融機構。

另一方面，長久以來急需用錢的小老百姓和生意人，早就各憑本事，從民間管道籌錢。標會便是最常見的傳統融資和儲蓄活動。許多人家就是從這些互助會，一點一滴籌到生活所需和營生資本。地下錢莊也是民間調度資金的管道，像台北大稻埕的迪化街，就是歷史悠久的地下金融中心。

這個階段，台灣的經濟發展漸漸邁開腳步，工商界對於中長期資金的需求也越來越急迫，金融體系卻沒有辦法提供適當的管道，讓企業籌集資金。所以設立專業銀行來辦理中長期貸款，並且讓企業可以在資本市場上，直接向社會大眾募集資金，就成為下個階段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務。1960年代，台灣展開了一連串重建和改革，逐步建立完整的金融體系，也為未來二十年的經濟起飛，注入了源源不絕的動能。

挑戰顛峰的年代（1961~1989）

1960年代伊始，台灣開始邁入了挑戰顛峰的年代：國家重大建設替經濟發展打下了深厚基礎；中小企業的興起以及八零年代高科技產業的成功，讓許多Made in Taiwan(MIT)的產品能夠躍登國際舞台，贏得了台灣No.1的聲譽。「高成長、低失業、低通膨」的表現，台灣經驗因此被譽為「經濟奇蹟」。

從創造財富到藏富於民，台灣在短短三十年間所達成的經濟發展成就，卻是今日工業強國花費百年的時間才能實現。所得的分配也不因經濟成長的快速而惡化，不僅創富、藏富，難能可貴的是，更進一步地達成了均富的目標。

1960年代在台復業的銀行包括中國銀行、交通銀行、農民銀行等三家專業銀行，都是有特定目的，也就是作為融通工、商、農等產業的銀行。當時唯一在台復業的民營銀行是上海儲蓄銀行。此外，作為院轄市的台北市政府為了服務市民、調劑地方金融、支援市政建設、代理市庫等業務，於台北市設立台北市銀行。同時，政府為了因應美援即將終止可能出現外匯匱乏的情勢，乃向海外華人募集資金，先後成立華僑商業銀行和世華商業銀行。此外，日本第一勸業銀行則成為第一家在台灣設立分行的外商銀行。這些新設立的金融機構，成為引進外資來台的重要管道。對於後美援時期的資金籌措，有明顯的幫助。西方有句話說「銀行跟著企業跑」"Where business goes, bankers follow." 產業要能夠發展，就需要金融的服務。

為了推動台灣產業的發展，提供中長期資金、加速資本形成。政府根據「十九點財經改革」的建議，在1959年成立中華開發信託公司。1960年政府根據「十九點財經改革」有關資本市場的建議，積極推動籌設證券市場，隔年成立台灣證券交易所並於1962年2月9日正式開業。另外政府在1971年頒佈相關法令，正式開放信託投資公司設立。1970年代，為了配合中小企業的大幅躍進，補強一般企業信用保證能力不足的部分，政府推出信保基金，並將「合會儲蓄公司」改制為「中小企業銀行」。許多金融機構如交通銀行等，也配合政府積極扶植中小企業的政策，適時提供中小企業的融資管道與輔導措施。

在金融體系的輔助下，台灣的中小企業逐漸成為中大企業甚至是大型企業。金融體系與中小企業的互生互動關係，在台灣的金融發展史上，不僅寫下了一段不朽的傳奇，更創造一頁輝煌的經濟奇蹟。回首過去，當台灣處於一個創造財富的階段時，政府強調的是穩定中求成長，所以財經政策多是以謹慎穩健為出發點。而執政當局採取「利、匯率」管制措施，也是基於這方面的考量，因此市場機能背後雖然有Adam Smith所隱喻的「自利」這隻「看不見的手」，但是台灣的金融體系在早年，卻是處於政府這隻「看得見的手」嚴格管制的框架中。在1980年起引發的「王蔣大戰」，正是代表著學界對於利率自由化議題所秉持的不同觀點。

1976年成立的「貨幣市場」，就是以建立市場決定利率的機制，作為調整銀行利率的指標。這不僅是貨幣市場的一大步，更是利率自由化的一大步。接著央行分別於1979年及1980年實施「公開市場操作」以及成立「銀行同業拆款中心」，作為利率自由化的預備工作。一直到1989年，銀行法部分條文修正生效，央行從此不再訂定存、放款利率的上下限後，台灣的金融發展才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，完成了利率自由化的歷程。此外，1970年代以美元為中心的「固定匯率」制瓦解，主要工業國家改採浮動匯率制。「機動匯率制」及「外匯市場」的建立，讓我國「匯率自由化」也邁向新的境界。
回顧過去1960到1980年代末期，在金融體系逐步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，「金融」與「產業」之間，建立了更為緊密的連結。但是，隨著產業升級與經濟奇蹟之後，卻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，例如：房價上揚、股市飆漲，民間瀰漫著投機的風氣、及六合彩、大家樂的盛行。除了像十信案、鴻源吸金案等金融弊案之外，「泡沫經濟」的出現，為金融體系埋下重重危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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